“汽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唐朝人张遂，全世界最早的汽车也出现在中国，16-17世纪西方科技几乎为零

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马车式三轮汽车，并于1886年1月29日获得世界第一项汽车发明专利。

1887年，卡尔·本茨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奔驰汽车公司。

由此，德国人卡尔·本茨赢得了“汽车之父”的美誉。

但是，全世界最早提出汽车概念的人却不是他，而是唐朝的张遂（683年-727年）。

张遂有另外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僧人一行。

僧一行可不简单。

他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动手能力极强，与机械制造专家梁令瓒一起发明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等天文观测装置，实现了世界上第一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实测。

集数十年的观测和计算，僧一行写出了《大衍历》一书，这本书不仅是中国浑天说概念的集大成者，里面还涉及到了大量的数学知识。

当然，除此之外，他也是一名佛学家。

这里要特地说明一下，因为一行的佛学家身份，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被误导，就有人把他的成就和功劳全部都归到了教派的身上，借此来拔高教派的地位，这是不对的。

因为数学也好，物理也罢，都是从天文观测衍生出来，是华夏道统数千年积累出来的，一行传承和学习的这些知识，与教派没有半毛钱关系。在后世的教派诞生之前，华夏道统便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而且，一行供职于唐朝政府机构，是唐玄宗的科技顾问。

生活中，经常看到各个教派都来抢夺华夏道统的文化和知识，往自己脸上贴金，篡改历史的可不止一家、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了，需要睁大眼睛。

有兴趣的详见：自废武功的国学矮化：不要再说什么三教合一了，华夏道统从来不是儒释道，而是道法儒、内圣外王，不要一味地将什么东西都往国学里装

为了打破车辆始终依赖于人力或畜力作为驱动力的局面，僧一行率先提出了自动车的构想，提出了“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汽运”的大胆设想，并将这种机器称之为“汽车”（名曰汽车）。

可惜，由于明清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伙同东林党人大规模篡改了历史和典籍，导致僧一行关于“汽车”的详细构想未能广为流传，但这个概念却被晚清名将彭玉麟在其所著的国防军工议论文《精艺术》中记录了下来，收录于收录于《清朝柔远记》卷十九附编《蠡测厄言十三篇》中。

与曾国藩一同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官至兵部尚书的彭玉麟：字号,雪岑、雪琴

《精艺术》全文一千三百字，“水激铜轮……名曰汽车”出现在最后一段：

总之制器尚象利用（指发明制造）本出于前民，几何作于冉子，而中国失其至便之书，西人习之，遂精算术；

自鸣钟创于僧人，而中国失其传，西人习之，遂精机器。

火车（此火车非后世火车），本唐一行水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气运，名曰汽车；

火炮，本虞允文采石之战（宋抗金少数胜仗：采石大捷），以火器败敌名为霹雳。凡西人之绝技皆古人之绪余，西人岂真巧于华人哉？

吾深恐华人之大巧而仍自安于拙也。

有人看见此文，由于不了解明朝历史和科技，就说彭玉麟说的火车，跟汽车没关系。实际上，明朝王徴在《奇器图说》中早就提到了“火船自去”，文中的“火”与“火船自去”的火是一个意思，都是指“水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气运”，即采用同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恰好是郑和宝船的蒸汽动力来源，也是明朝大修宫殿时用相当于1800头骡子的蒸汽动力上旱船来牵引沉重的石料和皇木的方法。

而且，彭玉麟在文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很多技术原本就是出于华夏，而被西人习了去（剽窃抄袭而去），搞了半天，西人的这些技术，包括火车汽车的原理技术，皆是华夏古人之绪余。

这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您看，在清朝时，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中国技术被西方传教士剽窃的，可见那时他们的活动有多么猖獗。

英国人说，1663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最先提出制造蒸汽机汽车，利用蒸汽射流的反作用力来推动车辆前进。

姑且不论这个说法的真假，就算牛顿这个神职人员、炼金师真的提出过蒸汽汽车这个构想，也比僧一行（683年-727年）晚了900多年。

1678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年10月9日1688年1月28日，字敦伯，又字勋卿）利用华夏传承下来的典籍在北京制造出了一辆一辆布兰卡冲动式蒸汽汽车，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其车身用木头精雕细刻而成，车长65cm，有4个车轮和1个导向轮。

车身中央安放着一个煤炉，上置盛水的金属曲颈瓶，水被加热到沸腾至汽化，产生一定的压力，蒸汽由弯曲的瓶口高速射出，叶轮在蒸汽的冲击下转动，产生的动力再通过齿轮传递给车轮，驱动车辆前进。也就是说只需要装1小块煤，这辆“小汽车”就可以行驶约1个小时。车前还装有手动导向轮，控制行走方向。

这辆在中国出生的小车，由于原理与现代汽车相近，被称之为汽车“鼻祖”。

南怀仁在《欧洲天文学》中记载了这辆最早的冲动式蒸汽汽车。

说到南怀仁这个传教士，就不得不提一下他一边剽窃华夏科技，一边却又处处消灭中国科技人才的恶行。

作为康熙最信任的皇家顾问、司掌钦天监，他巧妙利用满清对掌控先进军事技术汉人的不信任心理，制造了一场不白冤案，不仅断送了军火工程师、天才发明家戴梓的人生，也毁灭了满清刚刚萌发的新式军火技术。

注意，耶稣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一个从属于梅森体系的军事情报工作组织。

清初火炮专家戴梓跌宕起伏的一生，不仅是个人悲剧，而且是一场历史悲剧。

戴梓（1649～1726），字文开，晚年自号耕烟老人，人称耕烟先生，火器制造家，工程师，浙江杭州仁和郡人。父亲戴苍，曾任明朝监军，擅长制造军械，又喜欢绘画，为当时知名画家。

戴梓有家学，心灵手巧，能诗善画，懂天文算法，对数学、天文学、水利学和机械制造都颇有研究，精于兵器制造，博学多才而无功名。因其善制造连发火枪及威力巨大的火炮，被推荐给朝廷，在平定内乱和西征新疆的战役中获得使用，取得重大战果，受到康熙嘉奖。征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入值南书房。

戴梓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军事火器研制方面。他曾为清朝研制成功多种先进的火药枪炮，开创了宫廷御制军火工业，成为著名的火器火炮工程师、专家。

晚明时，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南怀仁等，都曾被徐光启推荐为监工仿造西洋枪炮。

但是，戴梓这个旷世奇才横空出世后，清廷的火器技术迅速追赶，并且超过了西洋火炮。在他手中诞生了一项重大发明，这便是可以连续发射二十八发子弹的“连珠火铳”。

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爆发，年轻热血的戴梓带着满腔热情参与平乱之战。

三藩指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受封于清朝的三位藩王，他们在地方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已经对清廷形成巨大的威胁。这场讨伐战役中，戴梓立下了很大功劳，他将自己发明的一种火器献给了军队主帅康亲王爱新觉罗·杰书。

这便是连珠火铳，枪鞘像琵琶，只要装好28发铅丸，每一发都能带动下一发，可以连续射击28发。

据记载，这种火力恐怖至极的连珠火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弹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弹丸乃尽，始需重贮”。

也就是说，此铳枪背上备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连珠火铳”的机关设计十分巧妙，可以将击发和装填弹丸两个步骤连动进行，从而简化了装填手续，大大提高了发射速度。铳机有两个，相互衔接，扣动一机，弹药自落于筒中，同时解脱另一机而击发，能够连续射击28发子弹。

这种可以连续发射28粒子弹的连珠铳，在当时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发明，远远领先于西方国家，彼时堪称全世界最先进的枪械武器。

直到一百年多后，这一技术才被欧美获得，西方利用相同原理和技术，制成连发射击的冲锋枪和机关枪。

所以，戴梓发明的“连珠火铳”被誉为世界上第一种机关枪。

由于戴梓为平叛献计献策有功，“连珠火铳”在平叛战争中又发挥了作用，因此，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军收复位于浙江西部、钱塘江上游的江山县时，戴梓被提升为“道员”。

1686年，荷兰使团访清，在送给康熙的礼物中，有一件特殊的兵器——蟠肠鸟枪。使者们特意指出这是一件非常先进的武器，康熙听了却不高兴。

康熙随即令戴梓根据荷兰枪尽快仿造出一样的枪支。虽然这种枪的加工难度很大，但令人吃惊的是，仅仅用了五天时间，戴梓就仿制出了十支蟠肠鸟枪，性能也一模一样。荷兰使者回国前，康熙特意将十支鸟枪回赠，让荷兰使团有些灰头土脸。

当南怀仁听到康熙想造“冲天炮”时，觉得这是一个骗取信任的好机会，于是便大吹特吹，说这种炮是比利时明的，因此，造“冲天炮”只有他本人才能胜任。康熙不明真相，信以为真，就把制造“冲天炮”的任务交给了南怀仁，对其大加重用。

然而，这位口出狂言的传教士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本领的骗子手，他怎么可能真的能造出冲天炮呢？

南怀仁苦思良久，四处想办法，花费了大量钱财不说，还足足耗费了一年多时间，却毫无进展。对此，康熙大为不满，于是下旨命戴梓制造“冲天炮”。

戴梓领命后，仅仅过了八天，就把南怀仁搞了一年多还未见影子的“冲天炮”造了出来。

康熙对此不胜欣喜，亲自率领朝臣进行实弹射击试验，惊喜地发现这种冲天炮其“子（弹头）在母（弹壳）腹，母送子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挡”。

简而言之，名副其实，射程更远，杀伤力也更为强大。

其实，这本质上是一种子母炮、榴弹炮。

康熙皇帝看了非常高兴，当即将此炮封为“威远将军”，还下令在炮上镌刻上戴梓的姓名，“以示不朽”。

后来，康熙率军讨伐噶尔丹时，就带上这种炮弹，仅仅三炮就击溃了敌人的信心，康熙为此十分高兴，将之命名为“威远大将军”，又把戴梓的名字刻在上面。

戴梓受康熙大加赞赏的同时，使南怀仁丢尽了颜面，威信扫地。

由于戴梓精通数学和天文，在奉命与南怀仁、徐日升等人一起纂修《律吕正义》时，就与南怀仁存在意见分歧，他以自己广博的学识常常把南怀仁辩驳得张口结舌，无言答对，南怀仁早就对他暗生嫉恨。

根据纪晓岚记载，戴梓“好与西洋人争胜，在钦天监与南怀仁忤。怀仁，西洋人官钦天监正。”

如今，戴梓又成功制造了“冲天炮”，本领和声望都远远地超过了他，这使得南怀仁大为不快，更是将戴梓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戴梓是汉人出身，喜欢在诗文里针砭时政，写官员腐败贪污，写百姓生活疾苦。这令同僚们如坐针毡。不过，仅凭这点要把戴梓拉下马来，恐非易事。

南怀仁思前想后，勾结降清的陈宏勋（张献忠养子），一起制定了一条构陷的毒计。

他们声称，戴梓发明了一种先进的武器，器藏于家，秘不示人。由陈宏勋出面，向戴梓“索诈”——，即要戴梓交出这种武器设计，以达某种不可告人之目的。

戴梓严词拒绝，于是陈宏勋便殴打戴梓，互殴构讼，唆使徒众诬陷戴梓“私通东洋”（倭寇），有不轨言行。忌者中以蜚语（即造谣），遂褫职，徙关东。

可怜的戴梓被人诬陷，随后康熙不辨真伪，遂令朝廷革职查办，尽管查无实据，仍旧罗织入罪，流放关东。

戴梓先后在盛京和铁岭流放长达35年，最终郁郁寡欢，晚年于关外铁岭病逝，年七十八岁。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688年南怀仁去世时，康熙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赐谥号“勤敏”。明清之际，来华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是唯一一位身后得享谥号的。

戴梓去世后，清朝直至灭亡，都未有如此先进的军火工业，火器技术从领先全世界的地位，倒退至废弃。最终，在鸦片战争中，清军竟然败于火器并不太强劲的数千英军之手。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150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圆明园，西人在皇家仓库中发现了戴梓一百多年前制作的连珠机关枪和大口径火炮，大为惊讶。

这项技术竟然仍旧没有过时。

后来，这批武器全被运回了英法，成为英法火器技术改进的原型。

真相往往藏在历史细节之中，总是令人唏嘘不已……

16-17世纪，利玛窦来华时，西方的科技几乎为零。

17世纪下半期，艾萨克·福修斯（Isaac Voss, 1618—1689）感叹：

“全世界的科技加起来都不如中国。”

罗伯特·胡克（1635—1703年）向耶稣会各派呼吁：

“打开中华帝国这个‘知识王国’的大门”。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埃尔曼说：

“在16与17世纪之交，“利玛窦及其同事不可能提供任何技术专长，帮助明朝解决其历法问题，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耶稣会士试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而不是为了拓展科学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潘尼迦（K. M. Panikkar, 1895—1963）批评说：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被大大夸张了，他们的‘科学贡献’是不确实的。我们应该记住：耶稣会士汤若望被任命的工作是在‘占星台’，却被称之为‘天文学’;从严格意义上将，这不是科学。……汤若望(报告)是不诚实、不道德的。”

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更是坦言，利玛窦时代的欧洲农业基本上是原始性质的，远不如两千多年前(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水准。

如果你仔细研究意大利的历史，就会惊异地发现该国在利玛窦前后的数百年之间，一直深陷战乱而无法自拔，且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整个欧洲严重缺乏表达科技或知识的语言文字（利玛窦死后大约50-80年间，欧洲才通过撷取中文“表意”而形成所谓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拉丁文，现在，该文字无人使用，已经死亡）。

在利玛窦—莎士比亚时代(16世纪下半期和17世纪初)的欧洲，正在形成中的文字还只是地方性或教派性的，根本不能表达知识。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魏斯金说：

“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古籍形成了文艺复兴文献学的基础。”

弗朗西斯·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应该作为欧洲文字改革的样板。

所以，说好的“文艺复兴”并不存在，只是19世纪虚构的。

根据诸玄识考证，就连伊索寓言都是剽窃中国智慧与文献层累出来的，故事在西方被反复改写，直到18世纪后期才成型。

计算机科学家拉祖(C. K. Raju)批评道：

“欧几里得是“数学源于古希腊”的故事的支柱之一，但这是被虚构的;史家们扪心自问：你真的知道欧几里得的任何证据吗?”

数年前，已故的“希腊数学”权威大卫·福勒(David Fowler)坦率地公开承认：

有关欧几里得的事，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使大量的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相信如此故事，这是西方中心论宣传的关键……。我已经讲明，18世纪以前不存在任何希腊文《几何原本》的手稿。

科学史家M. Y.维果茨基也郑重表示：

“没有一个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古代的，……有一部显示的日期是1457年，里面有一幅‘罗马全景’插图。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古代’《几何原本》的罗马插图竟是中世纪的，而不是‘古罗马’，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有一座基督教哥特式大教堂。”

根据程碧波教授《〈几何原本〉来自中国的证据及其在西方的错误传播》和《利玛窦的拉丁发音即为欧几里得(Eus ricci)》以及诸玄识的考证，《几何原本》问世的时间其实是在18世纪后期。

维果茨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几千年前的书怎么可能出现几百年前才有的教堂？

1457年版《几何原本》出现“哥特式教堂”的插图真是一大错漏。

因为哥特式风格是后来才产生的，第一个哥特式建筑是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于1760年代，按照“中国风”盖起来的;而后被西方各国不断改进和变换花样，到19世纪上半期才定型，怎么可能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

哥特式与“中世纪”两者皆是虚构，所谓的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不存在任何文明元素或艺术风格。

1775年，《约翰逊词典》把“哥特人”定义为：

未开化的和缺乏知识的野蛮人；中世纪或哥特时代是个文化荒漠，是原始和迷信。

看到这里，还有人去大赞特赞什么哥特式、什么洛可可风格吗？

徐家汇天主教堂（蒲西路158号），是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座堂，其高耸入云的两个尖顶，一看便知是哥特式建筑风格

一直以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带入中国的都是虚无缥缈的旧神学，而从中国带走的则是奠基西方“科技-工业革命”的新知识。

正是由于利玛窦、龙华民、白晋、南怀仁、卫匡国等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不懈努力，把“华夏知识”搬运至欧洲，才会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专家级的“传教使团”来华搜集更全面、更系统的“宝贵知识”。

不论是1662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还是1666年成立的巴黎科学院，又或是1700年成立的柏林科学院，这些机构所热切盼望的仰赖的，都是来自华夏的典籍和知识，——西方迫切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西方的知识体系。

1685年，六位法国耶稣会士(包括白晋)前往中国，成为这些科学社团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那就是窃取华夏大航海资料，以改进法国的航海图和全球地图。

他们得到了欧洲新知识的主要倡导者莱布尼茨的支持。……首先是寻找通用语言。……莱布尼茨认为……应该用一种真正通用的语言来取代拉丁语。……培根的建议，中文能够符合“真正的字”的标准;它被英国人乔治·达尔加莫(George Dalgamo)和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所采纳，用来设计“普遍通用语言”。……作为寻找通用语言这个项目的一个分支，是试图创造“中文密匙”(Clavis Sinica )——可以加快汉语学习的钥匙。尽管开发“中文密匙”只是在柏林，但它引起了全欧洲学者的兴趣，伦敦皇家学会也去询问。

与此同时，身处欧洲的珂雪神父开始汇编耶稣会士的资料，写出一部《中国图说》，用它来编造充实“古埃及历史”。

珂雪神父之所以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埃及学之父”，就是因为他按照汉字设计出了“埃及象形文字”。

崭新的埃及象形文字，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想想看汉语从甲骨文、金文、繁体、简体……发生了多少变化？）

而且，这文字还没有引申义（比如日、月，可以表示光明），不能表意。

也不能怪珂雪神父，以他的境界，是远远无法理解的，——倒是莱布尼茨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珂雪神父还根据大禹治水的故事，编造了诺亚方舟的故事，还煞有介事地弄出了一份幸存者移民路线图，即首先建立“埃及文明”，再派生出中国，这就是“西来说”之缘起。

作为“古埃及、西来说”的始作俑者，珂雪在文物界和史学家也以伪造文献和文物而臭名远扬。

他一口咬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真的，用它来与“西来说”相呼应。

而莱登大学教授乔治·霍恩(Georg Horn, 1620–1670)则义正辞严揭发了真相：《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耶稣会士发明的，旨在欺骗中国和促进传教。

伏尔泰对耶稣会这一勾当也表示了谴责，莱布尼茨也认为它是假的。

斯皮泽尔(Gottlieb Spitzel, 1630—1691)，对，就是把《易经》及其二进位传给莱布尼茨的那位，此人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附“古叙利亚文”，断定它是假的，因为“古叙利亚文”在唐朝时根本不存在。

此外，他在荷兰了解到一些耶稣会士的内幕，获知伪造最初古埃及和西来说的还有两名中国“准教徒、中国博士”(semi-Christiano, Sinico Doctore)，而经过详细考证后发现，这两人居然就是徐光启和李之藻！

据考证，东林党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耶稣会有着莫大关系。

《先拨志始》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是一份由魏忠贤一派拟定的黑名单，其中就有“天魁星及时雨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赵南星”、“天微星九纹龙韩 ”、“天伤星武行者邹元标”、“地强星锦毛虎冯从吾”、“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地然星混世魔王熊明遇”等等，这些人都有与耶稣会交往的明确记录。

不过，根据后来的考证，尤其是熊明遇《格致草》一书被篡改的明显痕迹来看，可能熊明遇与耶稣会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档案，真是刘大夏（1516年去世）毁掉的吗？

《大明律.吏律》：“凡弃毁制书、及起马御宝圣旨、起船符验、若各衙门印信、及夜巡铜牌者，斩。”

刘大夏官至兵部尚书，却不受毁掉郑和航海档案的任何影响，为何？

最大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毁匿郑和航海资料。

根据刘大夏的墓志铭记载，他隐匿的是原来征讨安南的资料，而且事后又将这些资料交了出来，并未毁损：

“名逾起中贵人，献取交南策，索故籍，匿其籍”。

连藏匿安南资料这等“小事”（相对而言）都写到了墓志铭上，毁掉郑和航海资料这更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写到墓志铭上呢？

所以，最大的可能应该是有人借其藏匿安南资料一事，顺水推舟，便把毁掉郑和航海资料的罪名栽赃到了刘大夏头上。

而栽赃之人，十有八九与东林党耶稣会士脱不了干系。

……

多年来，西方一直大吹特吹“耶稣会士对华贡献”，编造出了不少传奇故事来混淆视听，而绝口不提这些耶稣会士干过的累累恶行。

叶茨尼克教授揭露说：

“耶稣会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 1623-1680)返回欧洲，协助德国神父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产生了一个很动听的耶稣会士在北京天文台的英雄传奇。……但在今天看来，他们(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应被视为间谍。

在19世纪中叶，他们帮助欧洲列强对中国取得了军事和经济的胜利。

耶稣会士把欧洲科技传播到远东”这一说教，造成了中国很落后的负面影响。……（所以）西方中心论的科学史应该被重写。”

荷兰天主教鲁汶大学《中欧年鉴》：

西方无休止地夸大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作用，特别是吹嘘“耶稣会士为中国提供了近代化的机会”。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迈克尔·瑞安在《过去的真相》中说：

耶稣会在中国的事业有欺诈，这似乎是一个骗局，……一个以宗教为名的骗局(a hoax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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